我的恩师——董振国先生

　　我的恩师——董振国先生

上个世纪的1963年暑期过后，淄博一中又迎来了新的一届学生。报到的第一天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踏进了一个未知的领地。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，吃过糠、咽过菜的生活，莫名的不自信的我，此时小小的脑子里充满了独善其身的狭隘思想。来时小学班主任曾嘱咐我，说入学后可能让我担任点什么职务。因为我小学一直担任班长，这次升学考试成绩又好。而那时我想图清静，又受了一些人的蛊惑，认为到了中学当干部会影响学习，所以下决心什么也不干。当我踏进报到之门，班主任——董振国老师早已在桌子后面候着我。准确说是候着每一个报到的同学（大概如此）。当我交上手续，验明正身，果然老师交待要我担任班级少先队中队长。打小就倔强的我，那时就象中了邪一样，任凭老师怎么说就是不应承。你想想老师对你的印象还有好吗？这样在宣布班级同学职务的时候，中队长自然另有他人。而我也没有无官一身轻，在董老师的第一堂语文课上被授于“语文课代表”的头衔。时至今日我都感激老师，让我当了他的课代表。这说明老师没有因为我的不听话而嫌弃我。

下图为四年前，已届八十高龄的董老师，正在兴致勃勃给他的老学生们上课。

由于我自小好玩耍，进入中学后，虽然学习争先，但玩起来有时就忘乎所以，经常得到老师的训斥。一次上完体育课，就在操场上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打起球来，这时上课铃声响了，同学催促快走，我就说是上自习课，再打一会没关系。当我们几个恋恋不舍离开球场，自习课已过了10几分钟。本想自习课没有老师在，偷偷溜回教室，来个神不知鬼不觉。谁曾想董老师查岗就堵在教室门口。罚站是免不了了，更倒霉的是，老师在问明情况后，让别的同学都回位了，我却在门口站了足有半小时。当时心里气乎乎的，总觉老师故意整我。记得还有一次，我要好的一位同学让我帮忙替他的作业造句。第二天老师就发现了猫腻，追问之下老实的同学把我供了出来。结果罚站加训斥让我好心换来了教训。这些星星点点的事情还有许多，直到参加工作后，才逐渐理解董老师治学的严谨和对学生的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当然，老师不只是随时随地在修理我们这些小树滋长出来的枝枝蔓蔓，我们从董老师那里得到的更多的是学业上的教诲和做人的道理。每次作文后，老师在我的作业本上总是圈圈点点，有的地方画横杠、有的画波浪线条，还要附上几句点评的话语。或者在文章的结尾处指出今后进步的方向。一次写篇游公园的命题作文，当时正值菊花开放，观赏后我就在文中这样描述菊花：“红的像火，白的如雪，黄的似金”。老师就在这几句下面用波浪线重重地勾了出来，并写下赞语。而我的作文还经常被老师拿来在课堂上表扬。老师的鼓励让我更加热爱写作。也爱不释手地把董老师批改过的作文本珍藏起来。我想保存好我的每一次进步，记住严师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诲。当董老师八十大寿那一天，我把珍藏的作文本拿给他看时，真的是给了老师一个大大的惊喜！他的学生竟然还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前，他批阅过的早已泛黄的作文本。正是老师的这些教诲和鼓励，在我的心里播下了热爱写作的种子。参加工作后仍不忘记爬格子锻炼自己。八十年代克服各种困难拿到了高教自学考试《汉语言文学专业》大专证书。不久走上管理岗位，从事企业宣传思想工作，并担任了厂报主编。也算圆了自己一个梦想。

下图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作文本。里面不仅有董老师对我学习的鞭策鼓励，还有叫我做人的道理。

董老师治学是严谨的。那时一中青年教师不多，董老师即是其中之一。同时的还有后来担任校长的杨运德老师，他教三、四班的语文课。用现在的话说他们当时都属于“青年才俊”。董老师给我们讲课极有条理，一篇课文在他的手里就像层层剥笋，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讲得明明白白。每当有好的范文、好的章节，老师总是饶有兴致地为我们朗读上一段。老师的嗓音是宏亮的，加上语气中的抑扬顿挫，那声音好听极了。无论是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还是《最后一课》，抑或《保尔。柯察金》等等名篇佳句，从老师的口中涌出，那陶醉在文章中的神态，从未从我记忆的底片上抹去。渐渐地不知从什么时候，我开始喜欢和欣赏起老师来。课余的时候是老师和同学们接触最密切的时候，大家围着他扯东啦西，而他也放下了老师的“架子”，有时也跟我们开玩笑。老师笑起来的时候是极夸张的，这让他总是在笑后不得不把眼镜取下用布揩拭一下，再重 新戴上。当然，老师严厉的时候大家都是害怕的。尤其当他眉头紧皱，一脸严肃盯着你的时候，一定是你学习出了问题或是做了调皮捣蛋的事。

在淄博一中三年的初中生活，让我们这一代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那个年代是学雷锋的高潮期。董老师要求我们少先队以小队为单位，利用星期六去社会上做好事。记得去过街道宣讲过时事政治，去过工厂帮助炊事班摘过菜，为烈军属老大娘打扫卫生等等。到了附近农村麦收、秋收或是抗旱的时候，董老师带领全班同学总是积极参加。为了提高大家的作文水平，董老师鼓励我们劳动后写日记，谈收获。还有让同学们难忘的是，董老师每年都会组织全班同学春游，开展一些喜闻乐见的活动。如“抓特务”游戏，让大家到野外去经风雨见世面。这种活动扮演“特务”时都少不了我，足见老师对我的信任。有一次半夜三、四点钟我们几个“特务”就出发了。路上不断要穿过半人高的麦地，在微弱的星光中摸索前进。十四、五岁的年龄也算锻炼出了胆量。到了白石洞前面的一座小山上，还要找好草丛埋伏好，等待老师领着大部队来搜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种顺应青少年天性的活动，就是今天还能让我们这些古稀老人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。

下图为1990年5月，董老师与20级2班学生第一次聚会，在校门口合影留念。

三年的初中学业转眼就结束了。临到毕业的时候老师找我谈了一次话，主要就是勉励我，因为入团的事情让我不要气馁，毕业后到一个新地方要继续努力。这次谈话深深地影响了我，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。当天我还用日记的形式将它记了下来。我想今后不论走到那里，我将永远记住董老师的教诲。

未曾想到的是，正当毕业升学考试尚未开始的时候，“文化革命”开始了。继批《海瑞罢官》之后，批判“三家村”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学校。旋即“红卫兵”新生事物的出现，让学校的文化革命风起云涌。斗争的矛头铺天盖地向老师涌来。老师成了“黑帮”、特务，一夜之间被游街、戴高帽；校园里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开始对准了昔日辛勤耕耘的园丁。揪斗老师被看作是“革命行动”。看到别班的同学开始揪斗自己的班主任，班里有个别同学提议，把董振国揪来斗一斗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。有同学觉得好玩就跟着瞎起哄，好啊，快去快去。那时老师们都已靠边站了，我虽非班干部却得到大多数同学的信任，说话还是有人听的。想到董老师年轻有为，又没有历史问题。我便出头拦道：“咱老师不能斗！”看我不同意，几个同学想想也就罢了。四十七年后，回忆这一段，董老师曾深情地说，让他倍感欣慰的是，在那段疯狂的日子里，20级2班的同学们守住了做人的底线，没有批斗他。当我在入校50年同学聚会上听到他捎来的这段话，不禁心潮澎湃。在全国各地都在向当年被错误批斗的老师道歉的大势下，我们庆幸没有批斗我们的恩师。董老师以他光明磊落的教学理念征服了他的学生，而他也理所当然地收获了学生们的一片爱戴。

下图：董老师，您的学生热爱您！

我的恩师——董振国先生，现在已是耄耋之年。如今虽是满头银发，但他在我的心中永远是那付“青年才俊”的模样。白里透红的脸庞上，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后面，永远闪烁着一双睿智的目光。这目光透着威严，透着慈祥。年少不谙世事的我，在这里真诚地向董老师说一声：“谢谢您慈父般恩威之教诲！如果有来生，还要您做我的老师——我永远的振国先生！

（孙承明）

 （原作2017年10月发表于博山区自媒体公众号《孝妇河畔》。2023年元月修改。）

下图为1964年秋季运动会后，全班同学集体照。

感恩老师，感恩母校！